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上海的“一市三治”格局为黑社会的生存提供了土壤。公共租界、法租界和华界各自有不同的法律管辖，存在一些“灰色地带”，而这些地带正是杜月笙等黑帮人物得以生存和壮大的地方。这样的历史背景也让杜月笙能够在黑帮的世界中呼风唤雨。
当杜月笙的财富逐渐积累时，他开始尝试通过捐款和做一些善事来“洗白”自己。这是人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，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当人赚够了钱，便开始关注声誉和自我实现。杜月笙也不例外，他通过捐款、援助等方式，提升自己的形象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看法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杜月笙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并非出于真正的政治理念，而是因为国民党需要他做一些“不方便做”的事。比如，国民党在上海的行动，有时涉及到暴力或暗杀，若由政府直接出面，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。但通过杜月笙这样的黑帮人物，就能巧妙地规避这些麻烦。
杜月笙的生意不仅仅是制毒、贩毒，他还参与了国民政府的“收鸦片税”计划，充当了政府的“白手套”。国民政府无法直接在租界地区实施税收，因此，他们通过杜月笙向鸦片交易商征税，而后将所得进贡给政府。这种交易模式让杜月笙既能赚取暴利，又能获得国民政府的保护。
至于杜月笙和国民党的关系，他在1927年协助国民党进行“四一二政变”，这其实是一场政治交易。杜月笙支持国民党，是为了得到保护，确保自己在上海黑白两道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。
杜月笙的黑帮身份和毒枭背景，注定了他无法超脱政治的漩涡。如果他没有主动向国民党投名状，国民党很可能会将他视为威胁，并采取行动加以清除。因此，杜月笙的“会做人”并不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品质，而是一种生存策略。在那个充满暴力和不公的时代，杜月笙能够在黑白两道中游刃有余，必然有其过人的社交手段。
总结来看，杜月笙的“会做人”只是表面，他最擅长的依然是制毒和贩毒，这才是他真正的“底色”。历史上的杜月笙，既做过一些善事，也犯下了许多罪行。他不仅仅是一个黑帮头子，更是一个毒枭。网络上对他美化的部分，往往忽略了这些事实。
杜月笙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远比简单的“英雄”或“坏人”标签要深刻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，杜月笙的成功或许有其偶然性和历史条件，但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负面人物——既是黑帮头子，也是毒枭。这才是对杜月笙最客观、最真实的评价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